第一节 中药的含义
我们的祖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天然药材资源，种类繁多，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它是我国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于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由于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及其加工品，但以植物性药物居多，故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且记述这些药物的书籍往往冠以“本草”之名，所以自古以来把我国的传统药学称为“本草”。本草典籍和文献十分丰富，记录着我国人民发明和发展医药学的智慧创造和卓越贡献，并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这些药物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而且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若干特点。所以把这些药物称之为“中药”，同时也把它作为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
然而，对于我国传统药物的称谓，曾经有多个名词和说法，如称之为 “国药”、“中草药”、“天然药物”、“民族药”，或谓之“中医所用的药”、“中国所产的药”等。这些名词和说法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准确地概括其含义。如所谓“国药”，是指本国所产的药物，还是指只为本国所用的药物？中药中也有不少药物产自外国，同时不少中药也为其他国家所用，“国药”一词，显然不确切。所谓“中草药”，是指中药和草药的混称。因为在民间常有中药、草药的说法，所谓草药，系指流传于民间，药材市场不流通或流通量不大，正规医院应用不大普遍，多为民间或地方医生所用，且加工炮制欠规范的药物。这些药物不少品种在历代本草中就有记载，同时不少新发现的民间药物，由于功效显著而得到广泛应用，也就成了中药。所以中药、草药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没有必要把它们区分，仍应统一于中药一词之中。所谓“天然药物”，就来源而言中药大多数取材于天然资源，似乎无可非议；但现代所指的天然药物，有其特定的含义，多指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天然药物中提取而得的有效成分，用它来概括中药，显然是不恰当的。再所谓“民族药”一说，在我国一般指少数民族地区所习用的药物，它们的来源与中药基本相同，多数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形成具有本民族医药学特色的基础上，同时又吸收了许多中医药学理论和经验，有着较强的地域性的药物，如藏药、蒙药、苗药、壮药等，因此，民族药物也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中医所用的药”或“中国所产的药”的说法，更难以说明中药的概念，现代的中医不仅用中药，也用西药；自古以来中药就不断地吸收外来药物。故而这些说法也是不确切的。
准确地说，所谓“中药”，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而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来源、性状、炮制、性能、配伍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即称为“中药学”。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中药的品种
中药的品种，一般指药品的种数而言。品和种可以单独作为中药数目的计量单位，但多合称作为中药数目的计算单位。不过“品”还可以作为中药分类的名词，如《本经》中的上品、中品等。品种繁多也是中药的一大特点，同时它在诸多的传统药物中，也是一大优势。对于中药品种的计数方法，各本草书籍不尽一致。有以条目为单位的，有以药品（处方名）为单位的。多数本草书籍，尤其是各历史时期具代表性和综合性的本草，多是以所载条目（往往一条中记有多[sa1]物种）为计数单位的；而少数本草书籍，如一些辞书，则多以药品（如入药部位）作为品种计数单位，有的地方把后者称为“味”。可见，品、种、味，都可作中药数目的计量单位，但通常以种或品种为主，其次是味，而单独以品作计数单位者甚少。
中药品种繁多，是由于中药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中药品种的发展，往往与祖国医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越是古代，发展越缓慢；而越是接近现代，其发展也就越快。在古代经典之中，散记的药物甚少，如《诗经》、《山海经》所载药名，多为百余种而已。到了汉代，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则载药已达365种；其后，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收载药物就增加到了730种；唐代《新修本草》发展为844种（或作850种）；而后，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增至1744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之大成，收载药物达1892种（实为1897种）；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又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新增了大量的民间药物，使本草典籍所载药物达到2600余种。然而应当指出，以上所举各个时期的本草著作，其所记药物数目，并非当时药物的全部，但也基本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药物的发展概貌。药物品种增加最快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以来，在50年代至80年代中，先后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中药大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全国（除台湾省外）中草药资源的分布于品种，总计达12807种。
中药品种的不断发展，为疾病的防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是中药品种从《神农本草经》的365种，发展到《本草纲目》的1892（1897）、《本草纲目拾遗》的2600余种，并不是简单地数目的增加，而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的。就其发展的形式而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搜集整理民间用药经验，不断增加新的品种。
这是中药品种发展的主要形式。如《名医别录》的形成,就是汉代以来众多名医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当时民间用药经验而形成的。其他如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最典型的就是近年来我国多次开展的药源大普查，从调查中搜集整理出新品种达近万种。
（二）增加原来药物的药用部位，扩大药味新品种。
有些药物首先只用其一个部位，而后来增加了其他入药部位，形成了新的品种。如瓜蒌一药，在《神农本草经》中，只有瓜蒌根（即天花粉），到了《名医别录》又增加了瓜蒌实，后世进一步又根据的瓜蒌实的药用部位的不同，且其功效亦不尽相同，而将其分为全瓜蒌、瓜蒌子、瓜蒌壳等多个品种。又如在《名医别录》有忍冬藤一药，当时中用其藤茎，后世进而用其花，到了明清时代，主要用其花，因而金银花就成了新增品种。最典型的要算“莲”了，在《神农本草经》中只有莲实（即莲子），到了《名医别录》又增加了藕节，后世进而扩大到莲须、莲心、莲蕊、荷叶、荷梗、荷蒂等共15个部位入药，增加到15个品种。
（三）从正种的附药中和多来源药物中独立成为新的品种。
在古代本草中，往往把新发现的形态或药效相近的药物附在原有药物之后，称为附药。如在宋代《本草图经》的贝母药图中就附有葫芦科的土贝母一药（因其根与贝母相近），但其主要功效不尽相同，近代已把它作土贝母单列为新的品种。又如石竹科的银柴胡，在古本草中，多附于伞形科的柴胡条下，而《本草纲目拾遗》却把它单独立为新的品种。从附药发展新品种，还有一种方式，即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来实现。如《神农本草经》的干姜，后世分出了生姜、炮姜、姜皮等。从多来源的药物中分列，也是发展新品种的途径之一，如古本草中的木通，包括了毛茛科、马兜铃科、白木通科多种植物在不同地方作为木通应用，而现代药典分别把毛茛科、马兜铃科的木通分别列为川木通、关木通。
（四）从亲缘相近的药物或生物中分列或寻找新的品种。
在古代本草中往往把亲缘相近的物种当作一种药物论述。如《神农本草经》中的“术”，后世分发展为白术、苍术；《神农本草经》中的“芍药”，后世发展为白芍、赤芍；《神农本草经》中的“牛膝”，后世发展为川牛膝、怀牛膝等。从近缘物种寻找新药种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如七十年代，发现杜鹃花科的满山红，具有很好的祛痰止咳作用，继而从其近缘的照山白、[sa2]烈香杜鹃、黄花杜鹃、紫花杜鹃等植物中，发现功效更为显著的新的祛痰止咳药物；近年从人参的近缘植物中找到了与其功效相近的刺五加，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从含有相同类的有效成分的植物中寻找新的药物，是现代天然药物研究的方法，应用这种方法来寻找和发现新的中药品种，近年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矮地茶的有效分为矮地茶素，而该成分在矮地茶中含量较低，现发现从虎耳草科的落新妇、岩白菜中提取，含量更高。从而为化痰止咳药物增添了新的品种。
（五）不断吸收国外经验，丰富中药品种。
自古以来，中医就非常注意不断地从邻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中汲取宝贵的医药经验。古代本草中凡冠有“番”、“胡”字样的药物，多是从当时的国外传来的。从唐代开始，由于外来的药物大大增加，更出现了专门论述外来药物的本草书籍，如郑虔的《胡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宋代、明代，我国的航海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海上贸易进口的新药也不断增加，尤其是香药的交易更为突出。
中药品种的增多根茎相